1949年3月5日至3月13日，在继续高歌猛进之际，在西柏坡村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，研究夺取全国胜利以及筹建新中国事宜。
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，这点已得到证明了。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。可能有这样一些人，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；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。我们一定要预防这种情况。
则是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，一些干部开始堕落腐化，“享乐主义”有所抬头，出现了贪污、浪费、官僚主义的现象。
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，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，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。
12月1日，中央作出《关于实行精兵简政、增产节约、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》，把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、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，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、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。
声势浩大的“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”运动（即“三反运动”），就这样在全国普遍地开展了起来。
在这场运动中，爆发了新中国第一大要案——刘青山、张子善贪污案 （详情请看下方链接）
最终刘青山、张子善等人为首的“大老虎”被枪毙，处分的涉案人数超过40万人。
于是，在“三反”运动进行后不久，决心开展一场“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骗国家财产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”的斗争。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场“五反”运动与元帅的一次告状还有很大的关系。
1949年10月，任代理总参谋长，朝鲜战争爆发后，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、训练、运输、供应、补兵、轮换等工作。
1952年初的一天，正在听取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“三反运动”的工作汇报。
“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，他们把一些过期的药品，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，结果我们的指战员，用了这些假药，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！”
原来，手里拿的都是一些样品，这些样品都是志愿军将士用的药品，但这些药品不是救命药，而是要人命的黑心钱！
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志愿军将士，很多人并不是死在敌人的炮火下，而是死在这些丧心病狂的不法商人手中。
“那么多优秀的战士，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，却被这些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！”
当时罗瑞卿就站在身后，他看着失态，又联想到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们心里都很不是滋味，他对制假药的不法商人恨得咬牙切齿，再加上，这事也归公安部管，这更让他五味杂陈。
不仅如此，敏锐地将此事归纳到经济战线较量中，命罗瑞卿重视反动势力与假药事件是否有关联，并让其时刻准备应对这次事件背后非常有可能存在的阶级斗争。
而鉴于像假药贩子这样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不在少数，加之“三反运动”中暴露出来的资本行贿问题相当严重。
因此，决定在“三反运动”接近尾声时，继续开展专对于不法资本家的“五反运动”，以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对我国市场的破坏活动。
1952年1月26日，大年三十这天，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开展“五反”斗争的指示，各地政府都加紧开始了布置。
于是，全国各大城市率先开展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，而且很快就掀起了高潮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五反运动”。
“五反运动”一开始，政府打击最严的一批不法分子，就是向志愿军兜售假冒伪劣产品的那些不法商人。
这帮王八蛋打着为志愿军服务的旗号，却想尽办法为自己谋私利，不择手段地吸着人民的血，吃老百姓的“人血馒头”。
这个混蛋在承接志愿军蛋粉供应时，不仅偷工减料，甚至还将7600多斤臭鸡蛋掺和在面粉中，以此牟取暴利。
他承接了志愿军的汽车材料业务。为了以次充好，他从旧货摊上收购了大量坏材料，稍加修饰翻新后，他就冒充新货发往前线。
他承接了志愿军救急包和三角巾的大批订单。但是在领来政府提供的一万斤好棉花以后，他却全部将其偷偷换成了废旧棉花，甚至直接从垃圾堆等地弄来了一些破布、废弃棉花制作为医疗用品。
这些携带着化脓菌、破伤风和坏疽菌的急救用品，导致很多伤兵的伤口感染溃烂，最终不治身亡。
两个人本来生意做得很小，但是在抗美援朝爆发后，他们得到了扩大财路的机会。
1951年2月，华东工业部下属的益民工业公司，接到了生产牛肉罐头的任务，这是朝鲜战场急需的军用物资。
当时我国物资供应紧张，牛肉这种东西，在市场上更是数量稀少，所以缺口很大。
他们知道，这是一笔金额不小的生意，两人合买通了益民工业公司负责采购牛肉的人员，独占了这笔生意。
然后他们在价格上动了手脚，将采购价在三四千元每斤的牛肉，卖出了六千多元的高价。
一年时间里，张新根和徐苗新一共供应了近89万多斤牛肉，通过这种抬高价格的手段，获利达到30亿元。
他们在每一百斤黄牛肉中，他们竟然加入了六十多斤的水牛肉，而当时，每斤水牛肉的价格，比黄牛肉要低500多元，仅这一项，他们就获利两亿六千多万元。
即使这样，两人还不满足，后来又用马肉冒充牛肉，而当时马肉的价格，只有牛肉的三分之一。
就这样还不够，张新根和徐苗新还会到菜市场去收购卖剩下来的次肉和坏肉，连同他们收集的死牛肉，混进质量好的牛肉中，卖给益民工业公司。
为了让这些肉看起来新鲜，他们会让人刮去外面一层发绿的肉，然后泡进硫酸水中，冷藏后再卖出。
仅仅在1951年六到七月份，这两个月中，他们供应的30多万斤牛肉中，就有三分之二是这种次肉和坏肉！
这些明显已经不能食用的牛肉，就这样被做成了牛肉罐头，然后送到了朝鲜战场，成了志愿军战士们眼中，非常珍贵的食物。
可怜的志愿军将士，当他们拿到罐头后，将其视为珍宝，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么多东西吃了会对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大米中掺霉米，腌菜里掺沙子，以及烂豆腐干、石碱饼干、烂军鞋、劣质铁锹等等。
在众多不法商人中，最让气愤，直言“该杀”的是上海“大康药房”老板王康年！
王康年是上海出了名的“投机倒把”分子，早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就曾重金贿赂了85位军政界官员，打通了军队销售渠道。
为了谋取利益，王康年以次充好，将过期变质的药品、已经损坏的X光机，甚至是玻璃碎片等物，高价卖给了军队，导致前线很多重伤军人，没能得到一定效果救治而身亡。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就因为经常投机倒把而被多人告上了法庭，还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由于需要与工商业界打好关系，上海政府便帮助王康年解决了一些纠纷，希望他改造从良。
然而，受到政府恩惠后，王康年不仅没有感恩，反而还再一次发挥了自己投机倒把的本事，奉承巴结政府公务人员，还利用行贿的手段，将多名干部拉下了水，使得这些人成为了他“致富路”上的垫脚石。
根据后来落马官员回忆，王康年先后贿赂政府干部多达85人，行贿金额高达两亿人民币。对此王康年还曾得意地表明了自己是：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我军对药品的需求与日俱增，加之国外对我国的封锁，使得志愿军总后勤只能将希望寄诸于国内药商上，拜托他们帮忙解决。
得到消息以后，王康年便嗅到了商机，他一边自告奋勇从志愿军手中承接了大量订单，一边则加紧贿赂相关干部，以帮助他“顺利交货”。
然而，王康年私吞了这笔货款，在拖延许久后，仅交付了不足订货量一半的药品。
因为王康年手中并没有货源，他也根本就没有按时交付订单的能力，他只是习惯了“空手套白狼”，然后再走一步看一步。
所以，当订单交付期限到达以后，他只好对前线急需的药品器材都拖着不发货，被催紧了，他就配发一些压仓库的冷门外国货，而这么多东西志愿军根本就用不着。
后来为了应付志愿军，他用玉米面冒充消炎药，又去各大药店收购了一些过期药品，一通打包后发往前线，以此来敷衍了事。
“志愿军在前线流血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，我们在国内连按期发售药品的责任都不好好尽吗？”
据统计，在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下，当时全国共有850万—900万人参加了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。
而在经过审查和核定后，共有4.5%的人员被定案，总共有三十万人被给予了相应的处分。
在“五反运动”进行时，一些和“五毒”沾边或没沾边的老实商人也受到了冲击，全国商人惶惶不安。
于是，经常收到一些民主人士的信，比如黄炎培先生（1878年—1965年）就曾写信给，对“五反”运动提出自己的担忧。
回过头来看，时至今日，这句：“反对他们赚黑心钱，鼓励他们赚合法的钱。”依然有着非常强的借鉴意义。
